以黄河流域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商周，是青铜器的极盛时代。

生活在黄河上游河套地区的先民们在这个时期，就能用铜、锡、铅等矿物质含有的金属元素铸造青铜器了。

青铜器的出现，顷刻被浸透到当时的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特别是青铜铸成的各种酿酒、储酒、饮酒器出现，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等级制度和“权力”已达了顶峰，被称之为“藏礼于器。”

由于在这个由奴隶制向封建过渡的社会里，用酒庆祝农牧业的丰收，就向人们诏示了酒与粮食、酒与畜牧业，在这两种文化，两种文明共同存在的特殊区域里，相互依存的关系。

所以在《诗经小雅·蓼莪》中就有“瓶之罄矣，维罍之耻”的诗句，就是说，“酒瓶底早朝天了，酒坛应该觉得害羞。由此可见，酒已经在先秦时期，已经深深地根植在河套地区各社会生活中去了，成为当时人们饮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了。

特别是与汉民族居住相邻的河套东南部地区，一些世代为奴的人，取得自由民的身份之后，他们成为自耕农成手工业者，酿酒、卖酒已成为一种重要的谋生手段。

这个时期，以酒联盟出师打仗，以酒祭祀无地神灵，以酒宴请请宾客朋友，以酒融入婚丧嫁娶，较史前礼仪更繁杂了。

这种繁杂的以酒为媒介的礼仪活动，不仅表现在官府于达官贵人之家，连乡村也较为普遍。

在《礼记·乡饮酒义·射义》等古籍史记载，乡里每年都要举行一次“饮酒之礼”其目的就是“乡大夫”在学校里找到德高望众的长辈，一方面征求他们对乡干部选拔的意见，另一方面和乡贤老翁们聚一聚，并给他们敬酒。根据当时的礼仪，六十岁以上的人敬三斗（即舀酒的勺），七十岁以上的人敬四斗，八十岁以上的人敬五斗，以此类推。

居住在河套腹地的匈奴少数民族，随着由原始的畜牧饲养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游牧经济，酿制奶酒的技术，又有了很大的进步。奶酒的酿造也由自然发酵，逐步发展成“以马酪为酒，撞洞乃成也。”他们将挤下鲜奶装在一个大皮囊或木桶中，用特制的木棍加以拌搅，以提高温度促其发酵的速度。

在河套地区大量出土的，那个时代大量的青铜卮、青铜罍、陶制等酿酒、储酒、饮酒器皿，足以能说明，在先秦时期，居住在河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的酿酒与饮酒的状况。

这些少数民族对酒的应用，不仅表现在饮食习惯上，而更偏重的是对于他们所崇拜的最原始宗教及图腾的祭祀。

因为他们认为：由于酒的产生，更具有能勾通“天”与“地”；信息传递的特殊功能，而掌握祭祀的人，以民族部落分工明确的行业中分化出来，形成一个特殊的职业类似萨满教一样的“巫师。”

“巫师”的职能在于化天地神灵行使各种权利，它与部落的祸福具有很大的依赖性，所以，他一般以“神权”与“王权”的双重身份在人身面前。

由于“巫师”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如此高的位置，因此，他们的“迁徙路线”“王权争斗”“行军打仗”“乞求上苍降雨”及他们的图腾族系的探寻，都要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在各种祭祀活动中，用卮盛满的酒，是祭台上最神圣的祭品了。

考古工作者在河套的南部，位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族窖沟乡黄河岸边一个叫“寨子圪旦”的小山包上，发现一个略呈椭圆形，大约一百平方米，用石块垒起的平台，有可能就是那个时期的祭坛了。

除此之外，在北方少数民族中，在丧葬习俗上还留传着极具有草原民族特征的“烧饭”与“嫠面”的祭奠活动。

谓之“烧饭”，即本民族的首领死后，将安放在大穹庐内，铸金为像、朔、望、辰，忌日并致祭，筑台高逾丈以盆焚酒食，牲畜为祭之。

谓之“嫠面”，是北方少数民族丧葬时另一种以割刺面部为内的血祭的形式。

这些都起源于活动在阿尔泰山斯基泰人最古老的遗俗。

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匈奴人在来回迁徙过程中，才将斯基泰人的这种丧葬习俗传到河套地。

这两种以焚烧“酒”“祭撤酒”为内容的丧葬祭祀活动，尽管时代不同，但都能说明，无论是对神，还是鬼魂，酒是他们心目中最好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