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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文化与昭君出塞

河套是个地理概念,专指以巴彦淖尔为中心的东西南北周边地区和黄河两岸的延伸地带。而河套文化,其覆盖面就是跨地域的了,影响面是全国性和世界性的。

  一、关于河套文化

  (一)河套文化是中华文明孕育、形成、传承、发展、辐射的源头之一。

  远在旧石器新石器时代,河套人就在这里顽强地生存着。从阴山岩画可以佐证,那时的河套人就从生产实践中总结出自己的“世界观”,比如对日月星辰、风云雷电等大自然的敬畏,对男女性器官的崇拜,对绘画、雕刻、泥塑等艺术品的鉴赏……这是河套文化的原始萌芽。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得好“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部落中分化出来,这是头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分工”、“由于畜群的形成,结果便在适宜的地方造成了游牧生活”。

  什么是文化?文化即“人化”。有了直立行走的古人类,文化便产生了。没有人类,文化的嬗变、传承就中断了。在考察中发现,凡有岩画的地方,都是泉眼遍地、溪流叮咚、水草丰沛的“风水宝地”。这一现象符合古人类逐水草、沿河畔发展求生存的客观环境。这是河套文化产生的最早源头,河套人与“西侯度人”、“蓝田人”、“丁村人”、“大荔人”、“仰韶人”、“山顶洞人”几乎是同期走上华夏文明大舞台的。
  (二)河套文化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黄河就没有河套,没有黄河文化就没有河套文化。因此,河套文化必须放在黄河文化这个大背景下去思考、挖掘、寻根。
  贾兰坡在《冰川与考古》中说:“冰期结束,气候变暖,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时候,大量的冰雪融化,使低地变成许多湖泊和河流,动植物也就随着繁盛起来”。黄河最早的原生态地质学家告诉我们,随着喜马拉雅运动,鄂尔多斯断块逐渐抬升,使其周边断裂下陷,为未来黄河形成的走势绘出了大致蓝图。河套就是在“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冲积下形成的。近万年来的黄河文明史,造就出引领黄河文化风骚的河套文化,“唯富一套”的河套,成为黄河文化桂冠上的一颗明珠。所以,如果离开黄河文化这个大背景去奢谈什么河套文化,那我们的视角就太狭窄了!
  (三)河套文化是草原文化独特的一翼。
  内蒙古地域辽阔,但作为文化形态,是不受行政区划局限的。中国自古有“得水者得天下”的谚语,女娲、大禹、共工等都是古代治水英雄。水乃生命之源,古人类及后继者,都围绕着黄河生存繁衍。专家考证,一万年前的黄河比现在长,曾经北绕天津,经滦河入东北“辽东泊”,再与古辽河一同南下入渤海海峡。因此,有专家把黄河文明一直延伸到辽河两岸,甚至将红山文化也划入黄河文化系列。这充分说明,文明是随着黄河走势而诞生的。因为人类离开水是活不成的;而古黄河为人类提供了“滔天”而来的水资源。
  河套是“黄河百害”中的一个“幸运儿”,她因水得福,成为塞上明珠。因此,在研究草原文化的同时,更应该突出河套的“水文化”,这是河套文化极具魅力的特色!

二、河套文化的核心内涵

  文化是一个民族、地区或国家为了生存发展而创造、传承、享用、吸收、扩展、再创造再发展的物质和精神的各种社会事物和现象,或专指逐渐形成的共同生活模式。所以说,河套文化的特点是多元型、跨域型、开放型的。
  说她是多元型,是因为河套地域西邻西域各省,东接京津沿海,南望山陕鄂豫云贵川,北近蒙古、俄罗斯,历史上东南西北的各民族都曾在这里生活繁衍;从而形成一种吸纳性很强的文化多元化。
  说她是跨域型,是因为黄河从青藏高原起步到华北大平原入海,各地的文化形态都曾在河套积淀,留下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色彩。
  说她是开放型,主要原因是古代各民族,包括猃狁、匈奴、汉族、鲜卑、突厥、党项、丁零、蒙古、女真等,都曾在河套这块宝地上导演出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剧”。无论哪个民族在此栖息,都能把其他民族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加以吸收,转化为有利于自己民族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那么,河套文化的核心内涵是什么?一共八个字:爱国、奉献、创业、团结。可以总称为河套文化精神,或称为河套先进文化的圭臬。
  爱国主义这条红线是贯穿河套文化孕育、发展、影响这一地区的主线。无论是匈奴族的呼韩邪单于,还是汉族的王昭君;无论是蒙古帝国,还是西夏王朝;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其他各民主党派的人物,都在“多民族、大一统、共发展”这一大前提下,塑造着爱国主义这一光辉角色。
  奉献精神是构成河套文化核心的又一内涵。从历史发展看,凡是开拓河套这块沃土的群体,无一不是怀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奉献牺牲精神的。无论筑长城、修直道的兵民,还是在朔方、北假屯田实边的勇士;无论抗日战争中的包头、绥西、五原三大战役,还是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所涌现出的英雄,直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商品粮基地的建设者,奉献牺牲精神成为河套文化的主旋律。
  创业创新精神是河套文化发展方向的又一最强音。从古至今,凡在河套地区能站住脚跟的,无一不是靠创业创新精神支撑、激励而获得成功的。远的不说,就以明清以来“走西口”的人们分析,河套的水利、农耕、牧业、商业等取得的长足发展,都是靠“走西口”人们的不断创业、不断创新才夺得今天“塞外江南”的美誉。
  团结、和谐是河套文化的永恒主题。从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渗透、共存,到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拼搏,离开各民族的团结、和谐,河套文化也就不复存在了。

    三、河套文化的内容

  由于河套文化的特点和核心内涵异常丰富多彩,所以就决定了河套文化涉及面极其广阔、历史深度厚重的特点,可以说光辉灿烂,目不暇接。这方面,我根据自己多年的思考,初步提出一个思路,供研究者参考。

  黄河文化。“唯富一套”靠什么?靠的就是黄河水。黄河文化哺育了中华民族的品格,同时也造就了河套人的精神风貌,充实了河套文化的精神内涵。其中特别应注重水文化研究。

  长城文化。巴彦淖尔拥有赵长城、秦长城、汉长城(外长城或外城)、金长城(界壕)等长城文物遗存,这笔历史文化遗产在全国也极其珍贵,为河套文化提供了久远的历史文化信息。长城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动力象征。

  军旅文化(边塞文化)。由于河套特定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几千年来的军事战略要地,成为各民族演出英雄史诗的历史大舞台。从历代词、曲、诗、赋中可以发现,军旅边塞题材比重大,其深刻感染力影响了几千年炎黄子孙的精神世界,左右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价值观、世界观、伦理道德观的形成。

  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万花争艳。有匈奴文化、鲜卑文化、蒙元文化、西夏文化、突厥文化、满族文化、汉族文化等。各民族既有其独特性,又有明显的融合性。比如匈奴族哪里去了?实际是融合在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中了。

  屯垦文化。屯垦在历史上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从秦汉屯垦戍边到当代生产建设兵团,河套成为屯垦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应从正负两方面来总结经验,对今人认识科学发展观不无裨益。

  移民文化。河套人从古至今吸纳了一批又一批“外来户”。朔方郡共10县,其中三封、临戎、窳浑、临河、沃野、广牧6县在现在套内西部。五原郡共16县,其中河目、西安阳、成宜、宜梁、五原5县在套内东部的乌拉特前旗境内。当时人口已逾十万(不包括军队)。满清晚期,大开边垦,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甚至四川、河南等省都有大批移民如潮水般涌入河套。各地风俗民情相互交错、碰撞、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移民文化。

  宗教文化。由于民族众多,移民信仰各异,因此,宗教在河套各有千秋,释家、道家盛行,天主教、耶酥教风行,伊斯兰教流行,藏传佛教,包括黄、红、黑、白、花各派道场兴旺,各教皆能互谅互让、和谐相处,成为河套文化中的一大特色。

  农耕文化。专家认为秦汉时期,内地汉民的迁入使农耕文化一并输入河套。笔者考证,秦汉之前,匈奴内部已有农耕文明出现。秦汉时期,河套“地固泽卤,不生五谷”,“其地多水泽,又有卤”(《史记》)。所以朔方、五原两郡建县多在河套东西两侧。当时真正的可耕之地在北假,《王莽传》曰:“五原北假,膏壤殖谷”。《水经注》云:“黄河经河目县故城西,县在北假中”。《史记》记载“主以田假于贫人,故云北假。”从这些记载看,北假大约至现今乌加河以北、大佘太明安川一带。《史记》还说:“北假在北地阴山北”。《括地志》指出“北假,地名也,在河北”。阳山即现在套内北部的狼山,河北指黄河主流北河的北边。这样看来,北假范围当在狼山南北。笔者在乌中旗乌兰苏木境内发现过古代碾磨,在汉代受降城(即乌中旗新忽热苏木,当与唐代三座受降城区别,史家又称塞外受降城)畔、查石太山的秦长城脚下(山旱区楚鲁图乡)发现过大型铁铧犁头。从这些发现中进一步可印证农耕文化的久远。阴山南北应是最早的农耕基地,只不过秦汉时期派了田官加以管理而已!

  游牧文化。游牧文化从古人类第一次大分工就开始孕育了。随着少数民族力量的消长,时而南进,时而北移;有大丰收的喜悦,有大自然酿成的灾难。《史记》载,公元前104年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汉书》载,公元前89年,匈奴境内“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公元71年,其冬,天大雪,一日深丈余,人畜冻死,公元前68年,“匈奴饥、人畜死十六七”……从这些实录可以看出游牧文明脆弱的一面。因此游牧文化有警示作用。就今蒙古长调来分析,在高亢中有悲凉,在起伏中有凄苦。这正如我国国歌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样,没激励,游牧文化怎样在与大自然搏斗中,才艰难地承袭下来呢?

  昭君文化。昭君文化一直为呼包二市所独享。其实,昭君出塞过了黄河后,一直往西而来,经过现在的乌拉特前旗,从乌拉特中旗的乌布浪口进入漠北。这是一条很有价值的旅游线路,作为河套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应开发研究。这一点应学南方人。梁祝的故事发生在河南省汝南县马乡镇马北村,晋代“八王之乱”梁祝的故事传入江南。现今有宁波、绍兴、汝南、宜兴(江苏)、杭州等地都想打梁祝牌,而且已在实施。宁波投资1.3亿建成梁祝文化公园,汝南建起羽化坟,杭州投数千万元修复万松书院(附合梁山伯祝英台读书地方),江苏宜兴则正式向联合国申报梁祝文化节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将碧藓庵附合为祝英台读书处,并建起祝陵,把三月初一(英台生日)定为“双蝶节”等等。梁祝故事仅仅是一个爱情传奇故事(甚至是传说),就惊动了几个省的关注。我们王昭君历史上真正有其人,文学作品更是汗牛充栋,其历史和现实意义又极其重大,为什么不应列入河套文化之中呢?

  此外,尚有民居文化、民俗文化、晋商文化、生态文化(包括沙漠文化),新旧石器文化、神秘文化(包括龙文化)、饮食文化、歌舞文化、酒文化等,就不说了。其中乡土专家刘树成提出“龙文化”,已研究二十余年,他已将河套列为龙文化的发祥地,那样河套人就真正成为龙的传人了!

四、河套文化孕育了昭君精神

  昭君和亲佳话在国内外已传颂了两千多年,其影响之广,历史跨度之长,人文积淀之深,精神风范之高,远远超过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一代天骄。试想,从古至今,有哪一个人,特别是女人,被歌颂达两千多年而不衰,恐怕王昭君是独一无二的!

  河套作为古战场,已在历史上抹下浓重的一笔。身处内地和边疆的各族人民都盼望持久和平、憎恶战争。捷报也好,告急战败也罢,都紧紧纠缠着各族人民的心。从《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经典作品中都有生动的反映。作为深宫里的宫女王昭君,对河套边塞的战事不能不关怀,汉皇帝也将捷报传阅后宫深院,说明普天下的百姓都盼望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王昭君十五六岁入宫,二十五六岁尚未见皇帝一面,她受黄河文化的熏陶,逐渐产生了以身报国的爱国奉献精神。一旦有机会她就会挺身而出。

  中国古代对北方猃狁、匈奴的政策历来争论不休。据《汉书》记载,西周时期把猃狁的侵伐视作“蚊虻之螫,驱之而已”,认为这是中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以“长城之固”试图将匈奴割绝境外,史家认为是无策。汉武帝“兵连祸绝三十余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被史家斥之为下策。那么什么是上策呢?曰:“和亲”。

  “和亲”是双方共同企盼的。《汉书》说“……自单于以下有欲和亲计”。到汉宣帝地节2年,“匈奴不能为边寇,于是汉罢外城(外长城)以休百姓。虚闾权渠单于“闻之喜、召遗人谋之,欲与汉和亲”。虚闾权渠单于何许人也?乃呼韩邪单于的父亲!
  王昭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找到报国机会的。她“乃请掖庭令求行”(《后汉书》)。昭君此一行,使边疆出现了“牛马遍野,三世无犬吠之警的和平繁荣局面。昭君此一行,是河套文化核心内涵的具体化,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符合广大各族群众根本利益的文明结晶!

  由于昭君出塞是坐着车走的,所以专家考证说走了一年多才到达漠北单于庭,所走的路线,根据笔者的分析比较,认定是经河套、穿越乌布浪口出去的。

  (一)呼韩邪三次朝拜汉天子所走的路线,大致即昭君出塞的路线。
  第一次,《汉书》载,公元前51年汉宣帝甘露二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朝三年正。汉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发过所七郡二千骑,为陈道上。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汉崇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为陈道上”的“道”即直道,从长安直达九原郡。呼韩邪被授予金质大印“匈奴单于玺”。回来时,“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东骑都尉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

  鸡鹿塞现在河套西北狼山格隆乃山口旁,属磴口县境。

  呼韩邪第二次朝汉天子,《汉书》说,“明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可走路线大概不变。

  第三次入朝当在公元前33年,入朝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昭君赐单于”,和亲告成。三次入朝路线都是从直道而来,因坐车走,直道更舒适方便,过黄河达九原郡,即五原郡(汉武帝时改称)。剩下的就是走哪条路出塞,更便捷一些。

  (二)走乌中旗乌布浪口,是“出塞”的最佳选择

  由于和亲正处在正月季度,黄河也不为险堑了,五原郡就在阴山脚下,北边有石门障和哈达门两山口,出去即绵延千里的光禄塞。但时值隆冬,天寒地冻,山陡坡滑,从光禄塞走有难度。再往西走鸡鹿塞又太远,且套内路不好走。留下的就是中间走乌布浪口这条路了。

  昭君坐车顺乌拉山台地西走,一路县城较多,人烟稠密,便于补充给养和休息。从五原郡(乌前旗三顶帐房古城或堡子湾古城)出发,经过宜梁县(乌前旗先锋乡西南)、成宜县(公庙子南)、西安阳县(蓿亥乡南),绕过西山嘴卧羊台往北,抵达河目县(乌梁素海东岸),北边就是近在眼前的阳山(现阴山)。摆在面前的山口子有几个,东西不超过50里,只有乌布浪口最为平坦。现今的五原至乌中旗的公路就是从此口穿过。

  昭君从乌布浪口出塞后,就进入乌拉特大草原,全部属丘陵起伏不大的荒漠草原,可直达漠北的单于庭。

  笔者所以把昭君出塞多说了几句,主要是人们忽略了昭君所走过的路线,误认为昭君文化是呼包二市的专利。其实,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昭君文化列入河套文化之中,打出昭君品牌,使河套文化更加灿烂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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