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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绸之路探析

在《大漠长河共沧桑———草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一文中,我曾提出:在我国的各条丝绸之路中,草原丝绸之路是起步最早(大禹时代)、历史年代最多(自夏代至民国)、跨越时间最长(约4000多年),覆盖地域最广(整个北方中国)、通行路线最多(自山海关至额济纳旗)的。文章发表后,专家、学者有的表示赞同,有的提出商榷,也有人认为所谓“草原丝绸之路”纯属子虚乌有,完全不能成立。我认为,这一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他也关系到对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正确认识,以及一系列的相关问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以分析。

  一、草原丝绸之路的起源与形成

  “丝绸之路” 是中国历史上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央王朝与周边地区并延伸到更远地区的贸易通道的称谓。经过多年研究,史学界一般认为有自长安经河西走廊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自长安经青藏高原通向南亚的丝绸之路(高原丝绸之路),自成都经滇西通南亚的丝绸之路(“蜀身毒道”),自泉州经台湾海峡通东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各条丝绸之路形成、发展的客观条件存在明显的差异,贸易对象、贸易内容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对外输出的商品以丝绸、瓷器、茶叶等为大宗,相延成习,以“丝绸之路”命之。而草原丝绸之路则因其特点还有“皮毛路”、“茶马路”的称谓。

  丝绸之路的形成必须有二大要素,首先是要有相对稳定的大宗商品交换的需求,其次是要有在一定时期相对稳定的贸易通道。当然,这种通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自然形态的,既所谓“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变成了路”,或者说“路是人走出来的”;另一种是人工修筑而成的路。两种形态既可以相互衔接,又可以相互演变,如自然形成的路可经人工修筑成为大道通衢,坦途大道也可以因为失修而退化成自然通路甚至废弃。

  对于草原丝绸之路来说,大宗商品交换的需求起源于原始社会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中原旱作农业地区以农业为主,盛产粮食、麻、丝及手工制品,而农业的发展则需要大量的畜力(牛、马等);北方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盛产牛、马、羊及皮、毛、肉、乳等畜产品,而缺少粮食、纺织品、手工制品等。这种中原地区与草原地区在经济上互有需求、相依相生的关系,是形成草原丝绸之路的基础条件。

  但是,作为草原丝绸之路的相对稳定的贸易通道形成于什么年代,目前还难以下定论。

  考诸史籍,黄帝时期可能是草原丝绸之路形成的重要年代。翦伯赞先生认为,“在神农、黄帝的时代,正是由采集、狩猎经济转化到农业、畜牧业经济的时代”[1]。

  据史书记载,黄帝出身于北方游牧部落有熊氏,即以熊为图腾的氏族,并首先发明了车辆,因此号为“轩辕氏”。皇帝统率以熊、罴、虎、豹、貔、貅作为图腾的六个氏族,战胜炎帝部族联盟、蚩尤九黎部族联盟,平定四方,“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2]交通往来的区域已经十分广阔。黄帝统一了众多游牧部族与农耕部族,使草原牧区与中原农区的经济交换关系大为发展,“北和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使“大夫散其芭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互通有无,各得其所,从而形成中原与北方草原贸易往来的第一个繁荣时期。

  至尧、舜时期,已设立“司空”之职,专司管理路政。夏代又设“车正”,掌管车辆舆服之政,设“牧正”掌管牧马之事,可见交通运输已经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舜在承继尧位之前,也曾在部落之间从事贸易,故史书中有“舜贩于顿丘”[3]之说。这一时期,北方草原与中原地区的贸易也大为发展,其主角即是兴起于内蒙古东南部赤峰地区的商族。

  据史书记载,商的始祖名契,大禹同时代的人。其母简狄,为有娀氏之女。“狄”、“戎”皆为北方或西北草原游牧民族的称呼,可见其出身于游牧民族。这一民族原居住于红山、老哈河即史籍中所称“紫蒙川”、“砥石地方”,因是处于燕山以北的草原牧区、燕山以南的农业地区、环渤海渔业地区毗邻之地,具有贸易往来的有利条件,在契的统领下,举族从事贸易活动。因其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又是举族经商,故被称为“商人”、“商族”。而由契的后代商汤代夏而立的王朝,也称之为“商朝”。

  自契至汤历14代,商族大规模迁居8次,逐渐从北方草原进入中原。其间,汤的十一世祖相土发明了先进的马车,七世祖王亥发明了先进的牛车,载货运输,十分方便,遂为天下所学习[4]。商族的畜牧业和贸易都很发达,甲骨文中多有牲畜繁衍,一次祭祀可用牛、羊数百的记载。因此,周谷城先生认为,“商代的畜牧生活,大概是众人所承认,而不成问题者。”[5]王亥率领牛车队,以牛、帛充当货币,在华北从事贸易。王亥的财富引起世人的觊觎,狄人有易族杀死王亥,掠夺了他的牛车队。王亥之弟王恒战败有易,夺回牛车[6]。王亥的子孙祭祀他要用300头牛,礼节十分隆重。在自契至汤的数百年间,商族人自赤峰地区南越燕山,到达河北的易水流域,并溯黄河进入中原;或向东南,到达辽西、河北东部渤海湾一带,乃至山东半岛,应当形成了若干条较为稳定的贸易通道。

因此,自黄帝时代至夏朝,应当是草原丝绸之路起源与形成的时期。

二、原丝绸之路的延续与发展

  (一)商朝

  商朝是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十分繁荣的朝代。商朝为征服北方的游牧民族进行了长期的战争。高宗武丁时期,征伐鬼方的战役多达300多次。武丁平定北方,号称商朝的“中兴之主”。当时的人们歌颂道:“武王靡不胜”,“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7]这就形成了北方较为安定的社会局面,以至于朝贡、贸易之旅不绝于途,氐、羌之属也成为中原的常客。殷商之际,是中原与草原经济、贸易交往大发展的时期,中原地区出土的大量畜骨及甲骨文记载,内蒙古地区考古发现的商代青铜器及中原风格的工艺品等,都是历史的明证。但是,当时的贸易通道,则有待于考古发现与研究论证。

  (二)周朝至春秋、战国时期

  周朝的先民起源于西北的古羌族,在关中地区建立中央王朝之后,为保证北方安全,曾多次大规模用兵。周武王征伐戎狄,“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名曰荒服”[8]。这就形成了具有一定规范的岁贡,即戎夷以土特产贡献周王朝,周王朝则按贡品价值给予答赐的朝贡贸易。周康王曾一次俘获鬼方人众13000多名及大量牲畜、车辆。周穆王征伐犬戎,一次即“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即战胜并俘获了四个以白狼为图腾、四个以白鹿为图腾的犬戎部落。周宣王曾数次派大军打到猃狁故地大原———河套北部地区,并派大将南仲在鄂尔多斯高原西部的黄河南岸(今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境内)修筑了朔方城,派兵驻守[9]。这应当是中原王朝在北方草原建筑的第一座城。不论是大军征伐,还是保证朔方城驻守将士的军需供应,都必须要有运输通道。和平时期,这样的通道也就成为“商道”。据史书记载,周朝的道路建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尤其是京城及周边地区,“周道如砥,其直如矢”[10]。

  据《穆天子传》记载,穆王十七年(公元前930年),周穆王曾出京城成周,北行山西至内蒙古河套一带,西行至青海、新疆,至昆仑丘,会见西王母。周穆王出行与返回时,均曾于犬戎、河宗氏之地停留并宴会,并互赠礼品,反映当时内蒙古中部地区与中原已有便利的交通。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原与北方民族大交流、大融合的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设置云中郡。云中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东行可通达代郡(今河北蔚县)、原阳(今呼和浩特市东南),西行可经九原(今包头市麻池古城)达高阙(今包头市西昆都仑沟)、或南行经榆中(鄂尔多斯市东部)至秦国都城咸阳,也可由云中直接西行榆中至咸阳。

  燕国位居河北省东北部、辽宁西部、内蒙古赤峰市地区,与东胡接壤。燕将秦开“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11]遂于燕山北麓设置右北平郡,修筑道路,南行可经七老图山(五虎玛梁)、渡濡水(今滦河)、过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至蓟(今北京市);北行可沿老哈河、过西拉木伦河至大兴安岭以西的呼伦贝尔地区。

  (三)秦及汉时期

  秦始皇扫平六合,一统华夏,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修筑驰道以方便运输。在赵国“直南”路的基础上,拓展延伸,修筑了著名的“直道”。秦直道自云阳(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经陕北、鄂尔多斯高原直达九原,因其“堑山堙谷,直通之”,故名“直道”。秦直道全程为秦制“千八百里”,合今制700公里左右。路宽50步,并“隐以金锥,树以青松”,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虽未全部完工,但是已经具备了通行的条件。秦始皇死后,其运尸体的轀辌车就是从九原经直道运达咸阳的。

  秦始皇还修筑了北方边郡大道,自碣石(今河北省昌黎县北)西北行,沿燕山南麓出雁门、抵云中、渡黄河、经上郡(今陕西省榆林市东南)至咸阳。秦始皇北巡曾走过这条大道。


  汉武帝数破匈奴,廓清漠南,将蒙古高原正式纳入汉朝版图,中原与大漠南北道路畅通,主要有:

  稒阳道。自九原经石门水(今昆都仑沟)、光禄城(今达茂旗百灵庙林场汉古城)西北至受降城(今乌拉特后旗乌力吉境内汉长城附近);

  云中经五原至陇西道;

  定襄至匈奴漠南单于庭道,即著名的“白道”,于今呼和浩特北越阴山的蜈蜙坝至草原;

  代郡至瀚海(今贝加尔湖)道;
  右北平郡至弓卢水(今克鲁伦河)道;
   朔方高阙塞至漠北匈奴龙城(今蒙古国鄂尔浑河西侧的和达木湖一带)道;
   西河郡经鸡鹿塞至受降城道;
   北地至居延道;
  自酒泉至居延、北行至匈奴龙城的居延道路。

  (四)北魏、隋、唐时期

   拓跋鲜卑发祥于大鲜卑山(今大兴安岭北麓嘎仙洞),经数百年辗转迁徙,南越阴山,建立代国。至拓跋珪更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北魏统一了北部中国,相继建都盛乐(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并建成了平城经盛乐至五原、平城经牛川(今乌兰察布市黄旗海)至和龙(今辽宁省朝阳市),平城经云中至统万城(今乌审旗南白城子)、平城越阴山至大漠南沿(今西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北境)、平城至安北六镇以及连通安北六镇的交通要道;通往漠北的交通要道主要有五原至兔园水(今蒙古国图音河)、已尼陂(今俄罗斯贝加尔湖)、石水(今蒙古国色楞格河支流齐老图河)的道路,张掖经居延塞北行的道路,牛川至弱洛水的道路,盛乐经白道至鹿浑海的道路。

  隋、唐时期,大漠南北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十分密切。隋朝在漠北形成了突厥五可汗之间的东西间道路,漠南形成了以定襄即大利城东西延伸的道路;自漠南通往漠北的则有黄龙道、卢龙道、幽州道、恒安道、白道、夏州道、灵武道等多条南北通衡。

  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东突厥被唐攻灭,大漠南北统一于唐。唐朝于阴山南麓置三受降城,道路相通,并可南达长安,北抵碛口(今阴山北麓草原);并有胜州经夏州灵州至甘州,行至夏州、延州;单于大都护府南行至朔州、太原府,北行经白道至碛口的道路,从而形成干道相连的交通网络。漠北诸部酋长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天至尊”,遂开辟了自漠北回纥牙帐(即唐安北都护府,在今蒙古国杭爱山哈拉和林一带)经鸊鷉泉达西受降城南行至长安的“参天可汗道”、“参天至尊道”。唐太宗在这条路上设置了六十八个驿站,备有马匹、酒肉、食品,以供使臣往来之需,各部每年贡貂皮作为赋税[12]。

发达的道路网络有力地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以唐与回鹘的马捐贸易为例,“安史之乱”以后,自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回鹘西迁前的80年间,回鹘向唐王朝输出马匹上百万,赐回丝绸达2000万匹以上。回鹘购得的丝绸除少量为贵族使用外,大部分向西运输到大食、印度,甚至辗转运销至罗马。

(五)宋、辽、金、西夏时期

  宋、辽、金、西夏时期,虽然常有战争,但是贸易并未禁绝。北宋与辽在边境地区设置榷场互通有无。保持时间较长的有宋方于雄州(今河北省雄县)、霸州(今河北省霸县)、安肃军(今河北省徐水市)、广信军(今河北省徐水市东)设置的榷场;辽方于新城(今河北省新城县旧城)、朔州(今山西省朔州市)设置的榷场。宋方输出的主要是香料、茶、瓷器、漆器、缯布、稻米、书籍等,辽方输出的主要是羊、马、骆驼、盐等。

  北宋与西夏的贸易范围广、规模大,西夏输出的主要有马匹、青盐及牛、羊、骆驼、毛皮、甘草等,北宋输出的主要是粮食、茶叶以及铁器、丝绸等。

  南宋与金的榷场贸易也很繁荣,双方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境设有六个榷场,南宋输出的以茶叶、棉花等为大宗商品,金输出的主要是北珠、毛皮、北绫、番罗等。

  此外,民间的黑市贸易规模也很可观,仅光州(今河南省潢川县)一处,每年私相交易的茶叶即可达数十万斤,牛七、八万头。

  由于贸易规模大,运输量也十分可观。

  辽朝以连通上京(今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中京(今赤峰市宁城县大明城)、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今北京城西南)、西京(今山西省大同市)的道路网为骨干,形成了可北达宝韦、乌古,东北至黄龙府、渤海国、奴儿干城,西北至突厥、吐谷浑,西至丰州、朔州、夏州达西夏,南通北宋的道路网络。

  金代辽而立,道路亦有扩展,可通至龙驹河(今中蒙边境之克鲁伦河)、移米河(今呼伦贝尔市伊敏河)、斡里扎河(今蒙古国东方省乌尔集河)等地。

  西夏自国都兴庆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至辽上京筑有“直路”,至居延故城筑有黑水镇燕军道,至狼山筑有黑山威福军道,黑山威福军至黑水镇燕军道,至漠北阻卜、拔母思部的通道等。

  宋、辽、金、西夏之间,商旅往来,十分繁忙。

  (六) 蒙元时期

  成吉思汗建立横跨欧亚的蒙古汗国,道路四通八达,并建立站赤(驿站)制度,窝阔台汗时期加以完善。至元朝建立,以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大都(今北京城)为中心,设置了帖里干、木怜、纳怜三条主要驿路,构筑了连通漠北至西伯利亚、西经中亚达欧洲、东抵东北、南通中原的发达的交通网络。元代全国有驿站1519处,备有马、牛、驴、骆驼、车、轿等。并在交通枢纽处设有车站,全国约有站车4000辆,大都陆运提举司的站车即多达500辆,专门运输金、银、宝、货、钞帛、贡品等急需贵重物资。如站车不够,可以随时雇佣民间牛车[13]。

  蒙元时期是草原丝绸之路最为鼎盛的时期,欧洲、阿拉伯、波斯、中亚的商人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往来中国,商队不绝于途。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等都曾记述过这一状况。元上都、元大都成为世界闻名的商业中心,诚所谓“酒馆书填金,市中商贾集,万货列名琛”[14]。为方便贸易,自窝阔台汗时“诏印造交钞行之”[15],与银并行流通。1982年,在呼和浩特市东郊的万部华严经塔(俗称白塔,位于元代丰州治所)发现了世界上现存的最早的钞票实物———“中统元宝交钞”;在额济纳旗相继发现“中统元宝交钞”、“至元通行宝钞”,即是历史的证明。在内蒙古各地发现过大量蒙元时期的瓷器。特别是1970年于呼和浩特东郊丰州故城发现的元代钧窑香炉,造型雄浑大气,制作极其精美,堪称国宝。在元代集宁路故址发现的窑藏瓷器,汇聚了内地各大名窑的精品,足以说明当时贸易的兴盛。在内蒙古各地发现的基督教、伊斯兰教遗迹,也充分说明了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盛况。

  (七)明代

  明朝建立以后,与北元经历了长期战争,蒙古各部之间也战乱不断,道路废弃,贸易停滞。至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明朝廷与蒙古兀良哈部在辽东互市。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年),明朝廷与蒙古在大同开展互市贸易。但受战争影响,时断时续。明中叶,漠南蒙古阿拉坦汗强盛,因蒙民“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通过战争得以与明朝廷达成协议,开边互市,沿长城各镇东自宣大、西至延宁开放互市场所13处,蒙民以马匹及其他牲畜、皮毛等换取内地粮食、茶叶、布帛、瓷器、农具、铁器等。据统计,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至万历四年(公元1582年),张家口、大同、宁夏等地互市销售的梭布从50万匹增加到100万匹左右[16]。阿拉坦汗所建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旧城)成为商业中心、交通枢纽,其商路南达山西大同、河北宣化,西南达陕西榆林、宁夏银川,北达哈拉和林、克鲁伦河。具体为——

  归化城向南过云川卫(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过杀虎口达长城内侧水泉堡;

  归化城往东南经奄遏下水海(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抵大同;

  归化城往东沿元代丰州至上都驿路至独石口、蓟镇边外一带;

  归化城往北经白道越阴山至漠北哈拉和林、胪朐河(今克鲁伦河);

  归化城往西南经鄂尔多斯至陕北、宁夏,进入河西走廊[17]。

  (八)清代

  清代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在内蒙古设五路驿站,即——

  喜峰口驿路。自北京出喜峰口北行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哲里木盟至札赉特旗哈达罕为终点;

  杀虎口驿路。自北京行经杀虎口至归化分为南至鄂尔多斯、北至乌拉特三公旗的两条路线;

  古北口驿路。自北京出古北口行经昭乌达盟至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左翼旗阿鲁噶木尔为终点;

  独石口驿路。自北京出独石口经察哈尔、昭乌达盟至锡林郭勒盟浩济特旗胡鲁图为终点;

  张家口驿路。自北京西行经张家口、察哈尔右旗抵归化城[18]。

  清政府又设置自北京至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军台及中俄边境卡伦站道,黑龙江西北路军台及呼伦贝尔中俄边境卡伦站道,形成了覆盖蒙古草原的道路网络,不但保证了军事需要,也为旅蒙商的兴盛创造了条件。

  自康熙征伐噶尔丹始,为保证军粮、草料及其它用品供应,即批准汉商进行随军贸易,俗称旅蒙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世,旅蒙商发展兴旺,内蒙古的归化、多伦诺尔、包头,以及赤峰、经棚、小库伦等地逐渐形成商贾云集的商业城镇。外蒙古的大库伦、科布多、乌里雅苏台、恰克图等也成为旅蒙商汇聚的商业城镇。以这些商业中心城镇为枢纽,则形成了沟通大漠南北的商路——


  以归化、包头为枢纽,至库伦、乌里雅苏台、新疆、北京、张家口的商路;

  以多伦诺尔为枢纽,至贝子庙(今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库伦、恰克图、呼伦贝尔、哈尔滨、沈阳、承德、北京、张家口的商路;

  还有阿拉善厄鲁特蒙古自定远营至宁夏、北京、民勤、达来库布、库伦的商路,额济纳土尔扈特蒙古自达来库布至酒泉、外蒙古三音诺颜部、土谢图汗部、库伦的商路[19]。

  旅蒙商的发展是草原丝绸之路最后的辉煌。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外蒙古在沙俄策动下独立,旅蒙商遂走向衰落。至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曾经盛极一时的旅蒙商趋于式微。

三、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影响

  如前所述,草原丝绸之路在历史上不仅是真实地存在的,而且世代延续,演变发展,并对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草原丝绸之路形成最早、延续时间最长、通道最多、覆盖地域最广。

  西北沙漠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皆兴于汉代,高原丝绸之路兴于唐代文成公主入藏与松赞干布和亲,东南海上丝绸之路兴于宋代、元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则早得多。值得重视的是,中华民族最早的龙、凤造型都是发现于赤峰地区,后来成为中华文明尤其是中央王权的重要象征,说明早在四、五千年之前,就形成了从赤峰地区通达中原的重要通道。

  西北丝绸之路、高原丝绸之路自唐朝后期走向衰退,东南海上丝绸之路受明、清政府实行海禁的影响而式微。惟有草原丝绸之路,在历史上屡次衰而复兴,直至民国初叶,延续数千年而不辍。

  各条丝绸之路都是一条主要通道,相对稳定。惟有草原丝绸之路,是以多条南北向、东西向通道呈网络状展开,覆盖了极其广阔的地域,而且在历史上屡有变迁,在不同的朝代形成了不同的格局。有的学者据此认为草原丝绸之路不存在,无疑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草原丝绸之路贸易通道的变易,受到自然、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从总体上分析,是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因而能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贸易通道变而不断、变而常新,蔚为历史大观。

  其次,草原丝绸之路表现出中原民族与草原民族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

  由于中原地区、草原地区自然环境迥然相异,经济结构特点不同,形成了长期的、相对稳定的、大宗的商品交换的需要。这种需求是中原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形成相依相生、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的客观基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草原地区提供的牛、马等牲畜有力地推动了中原农耕文明的发展,草原民族的生活习俗“胡风南渐”,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原民族;同时,中原地区提供的大量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也适应了草原民族的生产、生活需要,促进了草原地区的开发与繁荣。

  因此,草原丝绸之路的兴衰对中原与草原地区的社会局势关系十分紧密,商路通则休兵息戈,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繁荣昌盛;商路不通则烽烟顿起,兵戈相向,生灵涂炭,人民流离失所。所以,草原丝绸之路在中国历史上,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血脉线”,是中原人民与草原人民休戚与共的“生命线”。

  第三,草原丝绸之路不是单纯的“商路”,而且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过广泛、深远的影响。

  草原丝绸之路是草原民族南下、中原民族北上的通道。自古以来,狄、戎、匈奴、鲜卑、氐、羯、突厥、契丹、女真等草原游牧民族融入汉族,使长江以北的汉族属蒙古人种,与草原民族血脉相通。这是汉族形成、壮大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草原民族循草原丝绸之路南下,定鼎中原,建立中央政权的例证。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二次大统一,是由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奠定基础,而由具有相当鲜卑血统的隋朝杨氏政权、唐朝李氏政权完成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三次大统一,则是由蒙古族的成吉思汗至其子孙完成的。

  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中央政权循草原丝绸之路拓地开疆,维护国家统一的例证。汉武帝派遣卫青、霍去病、李广利、赵破奴等数伐匈奴,将大漠南北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唐太宗击破突厥而收置其众,并设安北都护府以辖其地;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使漠北草原统一于中央政权,都为今天中国的版图奠定了基础。

  因此,草原丝绸之路“阅尽人间沧桑”,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见证。

  第四,草原丝绸之路对推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草原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是联结中原文明、草原文明、中亚文明、西亚文明、欧洲文明的纽带。早在约8000年前的兴龙洼文化时代,草原先民就与西方交往。在4000多年前,在横跨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形成了绵延万里的细石器文化带。西周时期,东胡的青铜文化经西伯利亚向西,影响到波罗的海沿岸。匈奴崛起大漠,其统治中心龙城成为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西方文明的交汇地。在内蒙古各地,曾多次发现东罗马帝国的金币、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以及东罗马商人的墓葬、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即景教)墓葬,产自西亚、欧洲不同时期的金器、银器、琉璃制品、工艺品等,说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草原丝绸之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特别是匈奴西迁、突厥西迁、契丹耶律大石西迁并建立西辽国、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率蒙古大军的西征,深刻的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政治版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

  追忆历史,草原丝绸之路曾经书写了辉煌的篇章。在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内蒙古走上了沿边开放主攻手的位置,特别是满洲里、二连浩特、策克等18个重点口岸,成为“向北开放”的战略前沿,草原丝绸之路必将重现生机,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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