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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酒具及其他

刘秉忠
日前在河套酒业的酒文化博物馆参观,方才发现河套人不仅有悠久的喝酒历史,那饮酒的器具也是千姿百态,有青铜制的、陶制的、还有银碗、木碗,不仅制作酒具的材料多样化,那些酒具的形态也各自记录着河套酒文化的发展与演变。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酒具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生活水平和物质文明。比如,馆藏品中,材料多样以汉、唐酒具为代表,可知大汉盛唐之富庶;制作精美以元、清为典型,足见工艺进步之一斑。
生在河套农村,对河套人的饮酒习俗多有观察。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河套人的酒具极其简单:
卖酒用的是一个大肚的瓷坛放在栏柜上最显眼的地方,坛口上面盖着一坨用红布包着的麦麸(统一标准,至今在农村一些小卖部还可以看到),大概是既具有密封的作用,又有保留酒香的作用,因为酒为保留粮食所酿,用麦麸盖着,淳粮本色,互为滋润。
再说打酒,起先用的是一种纸做的酒壶(俗称酒鳖子),在后来用玻璃瓶,农民统称为洋瓶。记得我家就有两个大洋瓶,每瓶可装三斤多酒。我的父亲在陕坝的糖酒公司有朋友,他还肩负着给全村人打酒的重任。那时候农家办喜事,喝不了多少酒,有的人拿酒时连瓶借走,三借两借,瓶也没有了,但塑料壶走进了人们的生活,我的父亲也更新了装备。
藏酒用的是柳条编的篓子,里面用纸浆裱糊,放进酒去居然一滴不漏,我至今都不解其原理,我的也有就有这样一个篓子,后来被人们当柴火烧了。否则,放在今天,也可以拿到博物馆换些酒喝。
喝酒用的是小青花瓷的酒盅,外加一个一拃高的喇叭口的小铜壶。这些器皿,也只有中等水平人家才有置办。打我记事时起,我的爷爷和姥爷都备有一套。每到冬天生了火炉时,我那戴着瓜皮小帽的爷爷便把喇叭口小铜壶放在火炉上,待壶口有了热气,再倒进小瓷盅,一小口一小口抿着喝。倘若来了客人,还有些猪头肉之类的荤菜就着,其乐融融,那神态是非常的优雅休闲,小土房里,酒气飘香,这是今人所没有的气氛。
可惜那是我只有四五岁光景,未曾识字,否则给背上两句“红泥小火炉,绿蚁新焙酒”或许能讨一杯赏酒吃。
再往后到了70年代,农民生活异常困难,不光是喝不上酒,连喝酒的器具也没有了。有的人拿自行车的铃盖喝,有人拿药瓶盖喝。博物馆的常占文先生讲,他小时候见挖排干的农民把自行车铃盖拧下来,坐在工地上比酒量。其中量大者,就有了“王三铃盖儿”的外号。
农民虽然穷,但就地取材的本领极高。我们村的青年人,晚上淌水时揣出一瓶酒来,外带几个西药瓶盖,打着手电划拳量着喝。
我还见过更为奇妙的酒具:有一年,我们村的看瓜老汉搞了一瓶子白酒(据说是公社驻村干部要了些瓜给他的回报)。他连瓜茅庵都来不及回,就在瓜地摘了颗半生不熟的蜜瓜,挖掉瓜瓤,把酒倒进去一些,细细的品味着喝。喝着喝着,头枕地堰子给睡着了。许多等在四周的偷瓜小伙子大喜过望,收获颇丰。有诗为证:河套美酒蜜瓜杯,老汉喝的笑微微。酒熏瓜香醉秋风,顽童惊喜满载归。现在想起那蜜瓜杯大概是世界上最绿色最生态的酒杯了。
听过一个关于酒具的笑话,说有位吝啬的先生,在家中招待多年不见的朋友喝酒。邻居很惊奇,便等在门外看他们怎么喝。只听主人不断的催促客人:喝喝喝,你一盅,我一盅,喝醉不能发酒疯。气氛极其浓烈。原来主人独出心裁,满桌放着一盅酒,与客人用猪鬃蘸着喝,直喝到二日天明也没喝完一盅酒。原来人家说的是“你一鬃,我一鬃”。
酒具和过日子的关系还可以从河套山曲儿里找出些痕迹,如:“前炕点灯后炕明,烧酒盅盅挖米不嫌哥哥穷。”那意思即,家里头米面所剩无几,只能用酒盅子量了,但爱情的火焰却熊熊燃烧。现在估计没有这种浪漫的事了。
还有喝酒不要酒具的。父亲有位朋友,是陕坝街上的酒仙,那先生生长的魁梧,生得豪爽。走近卖酒的栏柜,先把钱在手里攥着,说道:二两。待沽酒人用戥子(也叫酒尺)从坛子里舀出,便一把接过去,一仰头便进了肚子,痛快之极。绝不似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硬装出些酸文假醋来。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蒙族族的酒具,打酒用大铜壶,喝酒用银碗,这是汉族人比不了的。光从原材料的角度看,蒙古族先前的日子要比汉人富庶,至少在饮酒器具上很讲究的。
后来看书报,西南地区有的少数民族每有联欢活动,大家围着一个酒瓮,每人一根竹管或芦管吸着喝,那是最节约酒具的喝法,但有一点想不通,这怎么能喝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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